《剧变》|如何才能把握好一场危机。

普利策奖得主、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作者戴蒙德另一力作，个人与国家如何实现自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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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书摘

《剧变》中，作者贾雷德·戴蒙德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，演化出适用于应对国家危机的框架，并通过历史上一些国家应对危机时的真实案例，从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佐证了这个危机应对框架的正确性和适用性。普利策奖得主、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作者戴蒙德再一次发挥其历史叙事的顶级水准，谏言国家、企业及整个人类社会，思考能影响全球性危机的因素是哪些，以更加多维度的、宽视角地看待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命题。

关于作者

贾雷德·戴蒙德，美国演化生物学家、全球知名博学家、生物地理学家以及非小说类作家。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、国家科学院院士、美国哲学学会会员，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，经常从历史视角审视人类不平等、文明演进等宏观议题。

戴蒙德曾以作品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及英国科普图书奖，他的另一部代表作《第三种黑猩猩》也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。

本书鲜知

学什么？当危机来临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

从个人视角而言，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，如处理不当，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；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，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、一个国家解体、一个时代终结。

因此，如何分辨危机、应对危机，避免危机，化危机为机遇，实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剧变，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主课题。

而目前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的主要措施：国家之间达成双边及多边协定；形成区域性协定；达成全球协定。我们缺少的，是许多国家还没有形成面对全球危机的共识，缺少积极承担责任的意愿。

你还会发现

· 适用于应对国家危机的框架；

· 一些历史上真实的危机和解决思路；

· 未来全球主要面临的四种危机和解决路径。

一、以小见大，从个人角度搭建国家危机应对框架

很多人觉得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，无法相提并论，但在作者戴蒙德看来，两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，国家可以借鉴个人化解危机的逻辑框架来实现自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主要有三方面。

首先、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，当身处危机时，所面临的境况是一样的。危机之所以是危机，是因为以往的处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新挑战了，国家或个人必须打破屏障，进行一些选择性的改变才能化解危机。

其次，通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有很多不容忽视的优点。比如说，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以让非专业的普通人更容易“联想到”国家危机。国家危机的角度过于宏观，而个人危机贴近人们的生活，容易被理解，也有助于人们弄清国家危机的复杂性。

第三，影响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因素当然也有不同之处，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因素，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，却不直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，但是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，启发我们寻找到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。比如说，影响个人危机的因素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“自我力量”。所谓的自我力量，就是指人作为一个独立、自信的个体，对自己有明确的认知和定位，可以在压力环境下保持镇定，承受住情感、欲望的波动，作出稳妥决定的能力，比如自律力、意志力等，都属于自我力量。

也就是说，自我力量是人心理层面的力量，而国家作为一个集体，显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我力量，但是这个概念会引导我们思索，对于国家危机来说，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于“自我力量”的影响因素呢？答案就是集亿万国民心理于一体的“国家认同感”。

正是因为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或隐含的相近性，作者戴蒙德才从应对个人危机的方案入手，搭建出了一个适用于应对国家危机的框架。这个框架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演化而来的，这12个因素包括：直面危机的现实、愿意承担责任、划清界限明确问题、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等等。

我们可以把这12个因素进一步归纳为“内部因素”和“外部因素”两部分。内部因素包含三个层面，九项内容。

分别是在意识层面上，国民要对国家身处的危机形成举国共识，对国家的文化、历史等拥有强烈的认同感，拥有坚定、不可舍弃的国家核心价值观；在态度层面上，愿意承担责任，诚实地对国家进行评估，拥有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；在行为层面上，要划清界限，明确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并迅作出选择性改变，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，以及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。

外部因素包括三方面，分别是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，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体制和政策经验，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。

12个因素虽然多，但是要把人类多年的研究成果融合成几条也不太现实，这12个因素是戴蒙德经过浓缩、总结之后归纳出来的，既可以详尽地解释事实，又不至于像清单一样事无巨细，能够帮助我们以小见大，找到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。

二、回溯历史，在历史案例中佐证危机应对框架

在这一部分内容里，作者戴蒙德对比了6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国家危机，向我们佐证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，由于篇幅所限，我们着重分析两个国家。

首先来看看芬兰的危机。

芬兰是一个欧洲小国，人口仅有600万。在一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里，芬兰仅仅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。二战时，获得了独立的芬兰仍然没有摆脱贫困，甚至沦为西方国家和苏联战争的第一战场，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。但就是在这样极端不利的条件下，芬兰不仅没有被苏联和其他国家吞并或消灭，反而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，全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和德国、瑞典相提并论。芬兰的剧变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在作者戴蒙德看来，这是因为芬兰做到了应对危机的12个因素里的大多数。

首先在意识和态度层面上，芬兰一直积极面对危机，展现出了顽强的耐心和意志力。这一点，我们从1939年的苏芬冬季战争里，就能看到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芬兰就对苏联的发展感到恐惧。因为苏联毕竟是由俄国发展来的，而芬兰在独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在受俄国的控制，所以独立后的芬兰很怕历史重演。

而苏联这边，为了应对德国的威胁，迫切地想扩张自己的西部边界，于是对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和芬兰下了最后通牒。苏联提出的条件是，要在这四个国家设立军事基地。除了芬兰的另外三个国家觉得自己挣扎无望，就接受了苏联的要求，最终也难逃被苏联吞并的命运。

而芬兰政府经过再三考虑，拒绝对苏联做出妥协，于是苏军入侵芬兰，苏芬冬季战争开始了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双方实力相差悬殊，但芬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在行为层面上，芬兰审时度势，在危机中迅速划清界限，明确了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并做出选择性改变。

后来，曾经强硬面结苏联的芬兰又选择对苏联作出了许多“无底线”的让步，他们不止答应了给苏联的巨额赔款，还把自己国家战时的领导者当成战犯来审判，甚至还推迟总统选举，更换了候选人。

他们这么做，就是因为芬兰从过往的战争经验中认清了一个事实，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不能依靠任何一个所谓的盟友。而二战后的芬兰兵员枯竭、资源匮乏，芬兰要想保住自己国家的独立性，就只能竭尽所能取悦苏联，让苏联信任自己。所以，他们灵活地调整了政策，虽然背负着骂名，却也化解了自己国家的危机。

芬兰化解危机的过程充分体现出，选择性变革、划清界限以及对国家的认同、对国家陷入危机的认识这几个因素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性。

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看德国的故事。

二战后的德国政权被分化成了东德和西德两部分，经济面临全面崩溃；外部环境上，德国更是声名狼藉，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提供援助。陷入如此危机的德国，最终是如何翻身的呢？

德国先是进行了彻底的“去纳粹化”改革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 “自我审判”，审判不仅针对纳粹时期的领导者，还针对纳粹统治时期表现得过于狂热的普通德国民众，这些做法逐渐淡化了德国内部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思想。

在1970年，西德总理威利·勃兰特，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纪念碑敬献花圈。在冰冷的石碑前，这位57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突然表情凝重，双膝跪地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华沙之跪”。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“跪着的德国人比站着的日本人更高大”， 他们赢得了世人的尊重，还让德国与毗邻的波兰、法国等曾经的“对手”，发展出了相对和平、友好的关系。正是共识和思想上的转变，让德国愿意积极面对自己国家的危机，这才逐渐扭转了被世界孤立的局面，实现了剧变。

除了芬兰和德国，书中还讲述了日本的外部危机、智利的军事独裁危机、印尼的政变危机、澳大利亚的脱欧入亚危机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度过危机，也是因为做到了应对危机的12个因素里的大多数。

三、思考未来，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未来潜在的危机

在作者戴蒙德看来，未来十年里，我们的世界主要会面临四种危机，分别是核武器爆发式增长、全球气候变化、全球资源枯竭以及全球居民生活水平差异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，人类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机制。目前，全球问题的解决进程已经朝着三条不同的路径推进。

第一条是国家之间达成双边及多边协定。这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，为了解决专门和临时性的问题而签订的契约性条约。比如，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在飞鸟迁徙事件上签订协议，建立了一个交互警报系统。每当一个国家发现鸟类开始大批迁徙时，就会向另一个国家发出警示，提示他们注意飞行安全，以免发生事故。

处理全球问题的第二条路径是形成区域性协定。区域性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，为了消除成员之间的各种贸易壁垒、规范彼此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，而缔结的国际条约，比如欧盟、亚太经合组织等。

处理全球问题的第三条路径是达成全球协定。这是以全球机制为推手，通过联合国的综合性全球任务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具体任务达成的。比如，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善海洋污染的《伦敦倾废公约》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《巴黎协定》等等。这是凝聚了全世界力量的一种协定，力量虽大但执行难度也很大，它需要形成全球共同体意识。

以上这三条路径是目前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的主要措施，但在执行过程中都面临着强大的阻碍，那么，从危机框架的角度来看，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在影响全球性危机的结果呢？

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许多国家还没有形成面对全球危机的共识，缺少积极承担责任的意愿。就拿全球气候危机来举例。随着工业的发展，污染物排放量增多，全球气候越来越恶劣，这些危机已经近在眼前。

可是直到现在，依然有很多国家把全球气候变化称为一场骗局，或者把危机或参与协定当成为自己谋得某种权利的手段，比如，美国在去年6月就宣布退出了《巴黎协定》，它“退群”的原因居然是因为协定“对美国不利”,考虑的并不是协定会对全球或者人类带来哪些益处。

人类在面对巨大危机时，很容易抱着一种“侥幸”心理，认为只要现在危机还没有发生，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生，这样的消极态度往往会错失良机，让危机在暗中发酵爆发。

由此可见，在危机面前，首先要转变的就是危机共识和应对危机的态度。因为能否形成危机共识，是应对世界性危机的根本前提。

书中强调，要想应对全球性危机，全人类还要具备一致的认同感和共享的核心价值观。在一个国家内部，国民会拥有一致对外的国家认同感，会为了自己的国家“抛头颅、洒热血”，但是放到整个世界来看，国与国之间因为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差异，就很难做到拥有一致的认同感。

除了各自为政的原因之外，缺乏经验也会影响到全球危机的结果。在历史上，人类经历过的全球性的挑战很少，所以很缺乏应对这类危机的经验，更是无法获得外界的帮助。这就意味着，想要解决全球危机只能靠人类一步一步自己摸索，这无疑会提高克服危机的机会成本。

总结

以上就是《剧变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

这书中，作者戴蒙德先是为我们解释了应对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，接着从应对个人危机已经取得的成果出发，为我们搭建了应对国家危机的12个影响因素的危机框架。在这12个因素里，有一些看起来非常“理所当然”，比如，要进行诚实地自我评估、借鉴他国经验、愿意积极承担责任等等，但事实是，这些看似“理所当然”的因素常常会被我们忽略，历史如此，在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依然如此。

在《剧变》这本书的结尾，戴蒙德说，写这本书的意义就是为了给世人点亮一盏指路明灯：当我们再次深陷危机时，不妨想想这12个因素，哪一个能帮你突出重围，哪一个你还有所欠缺，哪一个又被你忽视了。

丘吉尔说：“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危机。”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机遇和涅槃的转机。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应对危机的勇气和希望。（编辑：贰拾）

此为本书书稿的删减版，更多详细内容请听完整音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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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语音、文字、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，老农整理）